他是个「务实派」；至少不是「感情中人」。在他笔下，讨一房姨太太，也叫做「置办」──等于是买一件家具──沙发、摇椅、毛巾、夜壶一般。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，什么「荒村雨露宜眠早，野店风霜要起迟。鞍马秋风里，无人调护，（甜心呀，侬要）自去扶持……」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。笔端不带感情，所以他就考不上「童子试」了。
但是袁世凯却是这批文人中，弓马娴熟，真正打绑腿、扎皮带，下得操场去，喊「立正、稍息、开步走」的实际的练兵官，和带兵官。
本来清廷搞「重文轻武」的原意，就是吃定了这批经过「十年寒窗」磨折，手无缚鸡之力；只会下围棋，不能拿大刀；只会坐独轮车，不会骑马的「文人」，做事畏首畏尾；给你带兵，你也不愿（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），更不敢（因锐气已挫）去造反！
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，就是不才所说的要「转型」了。──事实上，袁世凯的「小站练兵」，便是中国「陆军军制转型」的开始。（注意：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。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，曾细述之。）
在此之前的「湘军」、「淮军」，打起内战来，虽也战功赫赫，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调子部队。──刘铭传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，是头戴「红顶花翎」去冲锋陷阵的（见罗刚编「刘公铭传年谱」上册同治六年）。那时太平军作战，尤其是破城庆功时，穿的则是明朝袍套，看来像一场「京戏」大合唱。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（音围），一度曾是淮军对捻军作战的后方非正规的兵站。在被中共土改队挖土三尺，全部拆毁之前，曾留有（不开花）千斤重炮四尊；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两把（武考用的），强弓硬弩数十张；「抬枪」、「鸟枪」不计其数──硬是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……，这些大概都是淮军换用新武器或裁兵时，遗留下来的「废物」。──这座规模并不太小的「淮军武器博物馆」，如留至今日，说不定可为本地「无烟工业」捞一笔门票钱。可惜当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干见不及此。自毁财源，就把这些骨董胡乱的糟蹋掉了。据说那些大炮、大刀曾被用专船运往芜湖铁厂，锯成废铁出售，也没有捞回多少运费。
淮军当年的对手方，尤其在捻军名将任柱率领之下的那一支，栗悍至极。他们大半是骑兵。主要武器则是削巨竹为枪，成为「丈八蛇矛」（古人所谓「揭竿而起」者也），和少数火器──三千战马夜鏖兵！当他们蜂拥而来之时，势如疾风暴雨，狂涛骇浪。当者无不粉身碎骨，所谓「马踩如泥烂」也。
捻军名将，淮军畏之如虎。对付他如不用开花大炮、毛瑟快枪，简直就如无之何。笔者幼年震于传闻中的任柱威名，及长读捻军书，钦慕之余，每思为任柱作传，而苦于心力不从，至今未能执笔。所以我国史上，三国演义式的传统战场，离我们并不太远。把它们搬上银幕，比美国「西部片」（western），好看多矣。
「防军」、「练军」与小站
总而言之，湘淮两军，虽也有一些「洋枪队」，他们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；是西安「兵马俑博物馆」的嫡系苗裔。可是衰老四的「小站」就不同了。
位于天津、塘沽之间的「小站」（上引陈志让书页四十九误为「平津之间」），原为平捻之后，部分淮军北调，担任「防军」的屯田区。清代军制中有所谓「防军」、「练军」诸名目。「防军」者驻防之部队也。而「练军」则是在从事训练中之部队（参阅同上「清史稿?兵志」）。甲午战前，李鸿章最反战，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，然迫于国内国外压力，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（注意：今日的江泽民可能也有此难言之隐）。李氏乃临时抱佛脚，积极备战（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）。在海军上备战详情，笔者曾有另篇述之，不再重复。在陆军方面，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）在天津创办「武备学堂」，以满人荫昌主之，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。另于甲午战争前夕，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，以旧营房作为「练军」之所，来试练一支新军，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。
所谓「练军」，自然练的是「稍息、立正」的西式操法。搞点稍息、立正阶段的训练（今日军训所谓「典」、「范」、「令」），没啥深文大义也──笔者这一辈，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，教导总队营房中，受「学生集训」，三个月就完成「营教练」（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）。当年黄埔一、二期，亦不过如此也，何神秘之有哉？！
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。那时中国人见洋兵「敬礼」，都觉得好奇怪啊。归而记之曰：「洋兵肃立，举手加额，拔毛数茎，掷之地上，以示敬！……」乖乖，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，甩到地上，算是对上司「敬礼」，也不简单啊！也得要洋教习来教啊。其它如「正步走」、「枪上肩」……，没个洋人来教，哪行呢？！
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，当时所谓洋员。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、立正的，有几个不是冒险家？甚或洋瘪三呢？！──笔者曾撰文并举实例细论文。他们彼此之间，互揭西洋镜的记载，更是说不尽的。
这种冒险家和游民，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」的洋二流子。但是练新军、用洋械、上洋操，又不能没有他们。善加利用，他们是有其贡献的，只是偶一不慎，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，也就易于失控而已。
那时在中国搞新军，一般都最重「德式」（蒋公后来亦然）。一八九四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练兵，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（constantinvonhannecken）。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；曾设计大连要塞。丰岛海战时，他也是「高升号」的乘客之一。高升被日舰击沉，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，汉氏竟以善泅幸免。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，汉氏亦在「定远旗舰」上与丁汝昌、刘步蟾共生死。但汉某原非海员，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。
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。干活固有其「日耳曼的效率」（germaneffciency）；但处人亦有其「日耳曼的顽固」（germanarrogance）。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，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。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，乃挂冠而去。──这时「甲午战争」已近尾声，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，京师门户洞开。政府要赶练新军，急于燃眉，而朝中无人。时势造英雄，小站求才，也就非袁不可了。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，是游刃有余的。
治世能臣、乱世奸雄
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，算是大才小用。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，有知兵之名，闻于朝野，这次练兵需人，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，便以「温处道」的官阶，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，督练新军。
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，曰，袁世凯并未实授「温处道」。这实在是多余的话，须稍加解释。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（注意「传统」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，与西式略有轩轾）。它的文官制度（civilservice）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，官员有定额；任免有定期；铨叙有定制（参阅「大清会典」）。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──汉书上所谓，陛下亦不能不遵「陛下之法」也。（笔者附注：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，还有什么「陛下之法」呢？蒋虽视法律为具文，究竟没有一部「六法全书」。毛公则六法皆无！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，连一部最基本的「民法」、「刑法」都没有，却瞎扯淡说什么「无法律、有政策」。其所以然者，就是笔者所强调的「转型」问题了。──老法律丢掉不用；新法律又搞不出来，所以毛老大就「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」了。这是人类杜会生活中，最壤的模式。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，「必须依法行事」。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！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字，大致还需要四十年。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，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，或可初步完成。──历史走出「三峡」，海晏河清可待。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，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，在联合国中，挂挂头牌、坐坐庄，这又算什么稀罕呢？──十七八世纪法王路易十四，就挂过头牌；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；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、罗斯福，不也曾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！二十一世纪我们「支那曼」中，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、李世民、爱新觉罗玄烨，来压压阵、坐坐庄？──受了几百年的鸟气，现在起来伸伸腰、露露脸，一洗当年满面羞，又具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？舜犹人也。有为者亦若是！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？──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！）
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「温处道」。
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，原是个地方军制中，无定制、无定额、无定期的临时建制。这时中央的「督办军务处」派袁前往，是以衰的老资格「道员」出任的──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「按察使司」，比袁高一级。──「道员」是有定额、定制、定俸、定期任免，分隶各省的地方官。